北京中山公园，中国开创最早的公园，我最爱的公园，我心中真正的“公”园，至今整整一百岁了。

那是满清鼎革民国建立后仅仅三年的1914年10月10日——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众之）园——中央公园，在朱启钤先生的倡导和直接指导下诞生了。

朱启钤，字桂辛，号蠖公，1912年曾任交通总长，后代理国务总理，转任内务部总长、京师市政督办。1913年，民国肇兴，但社会生活依然未变，犹沿旧制。一天，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先生到故宫午门外执行公务，看到阙右门外社稷坛场地恢廓、古柏参天、殿宇崔巍，后滨御河，又临干道，遂意欲辟建公园。次年春，热河行宫古物陆续运抵北京，在商议安置办法时，蠖公先生自荐与清室交涉，将故宫三大殿以南除太庙以外的各处划归民国政府管辖。此举使先生开辟公园的夙愿得成为可能。是年秋，先生正式提议辟社稷坛为公园，并得到政府的赞同。

然而赞同是一码事，开办则需要钱，政府真的没钱，兴建公园工程浩大，所需费用甚巨。于是，朱公桂辛先生几乎以一己之力发起募捐，首次募捐先生自己认捐1000元大洋，包括段祺瑞、曹汝霖、顾维钧、王克敏等在内的61位民国先生认捐，此后，第二次捐款，熊希龄、雍涛等35位民国先生认捐，两次共得大洋5万余元，解决了公园开办的燃眉之急。

公园从1914年9月中旬开始建设，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在朱公桂辛先生的亲自指挥下，清理了成吨的垃圾、辟建了南大门（就是现在的公园正门）、平整了道路、修建了厕所等基础设施，把一个无山无水，更无亭台楼榭，只是社稷坛外环植柏树，坛内连一棵树也没有的皇帝祭祀社稷的场所，改造成为公园，并于1914年国庆节正式开放，时名“中央公园”，可谓民国速度。后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公园于1928年9月5日更名为“中山公园”。1937年9月17日，公园被日伪政府篡改为“北平公园”，然仅一月后的10月28日，仍改回原名“中央公园”。光复后，1945年9月，公园恢复了“中山公园”的美名，沿用至今。

中山公园自1914年10月10日开放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从未停止开放过。第一次停止开放是1949年10月1日，为期一天。此后1969年12月11日“因翻修天安门城楼，中山公园关闭。”1970年“因修建‘五一九工程’，中山公园全年关闭”，再次开放已经是1971年的10月1日了，公园停止开放近两年。此后，公园又因各种原因，多次停止开放，不赘述了。

几十年后，公园的开放时间也大大缩短。根据1928年9月公布的《中山公园游览规则》，“本园游览时间，每日自早6时至晚10时，夏季至晚12时止。”到日伪时期，为了维持和平的假象，开放时间仍按旧制。1938年9月《中山公园售票简章》第一条仍规定“本公园售票时间，每日早6时至晚10时，夏季至零时。”当初京师供电紧张，仅仅几个小小的白炽灯泡照明的公园，晚上必然是黑灯瞎火、黢黑一片，然而却坚持一直开放至三更半夜。而今中山公园的开放时间是“每年4月1日至5月31日售票时间为6点至20点，静园时间为21点；6月1日至8月31日售票时间为6点至21点，静园时间为22点；9月1日至10月31日售票时间为6点至20点，静园时间为21点；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售票时间为6点30分至19点，静园时间为20点。”开放时间少了两个小时。

公园的可进入性也不如当年。当初社稷坛只有一门，即现在的公园东门，因为那时只考虑皇帝祭拜的方便。为了游人进出便利，1914年在皇城墙上开辟了南大门，就是现在的正门。1915年又在园北跨筒子河建大木桥一座，是为北门。从此，公园奠定了三门的格局。1951年元旦，南长街新辟西门，同日关闭北门。然而，无论从公园可进入角度，还是从美观角度，跨筒子河的北大门都曾是最美、最方便的入口。公园百年之际，一天我到公园游息，从东门进入，想从南门出去，却被告知“天安门广场因活动暂时管控，我园南门临时限制通行”，南门只能进不能出了。几个月过去了，天安门广场的活动仍未结束，不知什么活动一搞就是几个月，反正南门仍是只能进不能出，也不知这活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换言之，公园从百年前开办时的3门已经变成2.5门了，如果考虑到大部分游人是从南门进出的，实际上出入口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

开放之初，公园设计者精心擘划，巧于因借，在尽量保留原有建筑的前提下，对公园进行了大胆的规划设计，其中之一就是新的中轴线。先辟建南大门，后由俄侨捐资，在南大门内兴建喷水池一座，又由时任总统咨议的雍涛先生捐资，在喷水池后修建格言亭一座。1920年，将东单的克林德牌坊，更名为公理战胜坊，移建到这里，格言亭遂移建于东北门内。1925年又将从圆明园运来的铜人承露盘之露水神台须弥座，改装为石灯台放置于公理战胜坊前。到1936年，公园平面图显示，从御河桥、南大门、过厅、喷水池、石灯台到公理战胜坊，形成了一条新轴线，而且这条轴线上的建筑，大都是中西结合、美轮美奂的汉白玉建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从而削弱了北坛门、祭殿、拜殿、五色土、南坛门的祭拜轴线。

同时，公园增加了大量为游人服务的设施和点景工程，如在坛外东南隅建来今雨轩餐厅，该厅名称取杜工部《述秋》小序“车马之客，旧雨来，新雨不来”之意，转为新旧朋友都来之意，由大文豪徐世昌题匾。于坛外西南隅，建西洋式二层绘影楼。在南大门以内，修建长廊，连接行健会等重要场所。1928年春，北伐军进入山东，日军横加阻挠，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的蔡公时先生奉命赴济南与日方交涉，据理力争，用日语斥责日军暴行，被日军割去舌、耳、鼻，仍不屈服，慷慨就义。为纪念抗日先驱烈士，在社稷坛拜殿东侧建蔡公时烈士纪念碑。在西坛门外堆土成山，种植花木，并建茅亭一座。土山以北，柏树林中，建长方形东洋式亭一座。在南坛门稍西，修建唐花坞（唐花坞前山石为京师警察厅捐助）。将正阳门兵部街鸿胪寺内的习礼亭移建于南坛门外。请日本园艺家，在东坛门外叠土布石为山，建松柏交翠亭。此外，建设有春明馆、山林春、扇面亭、投壶亭、碧纱舫、四宜轩、哈定纪念碑等等。通过增加为游人服务的餐厅、茶楼、咖啡馆，以及供游人休息的亭台楼榭等设施，把一座皇帝祈求风调雨顺，极为空阔的社稷坛，改造成为一座深具中国园林艺术特色的现代公园。

然而，上述大部分建筑都已被拆除了：蔡公时抗日烈士纪念碑，于1938年被“伪市公署下令拆除”；碧纱舫，“1949年以后，因糟朽破旧拆除”；哈定纪念碑于1950年拆除；石灯台，于“1952年三季度将石灯台及围栏全部拆除，所拆石料堆存在社左门”；茅亭，于1957年，因“与周围景观不相称”拆除；喷水池，于1969年“因年久破旧水池漏水”拆除；东洋式亭，于1978年“因在该地修建‘怡乐厅’而拆除”……最大的一次拆除发生在1970年，是年为建设“五一九工程”拆除建筑467间，6626.58平方米，包括行健会、绘影楼、春明馆茶食社、瑞珍厚饭馆等等。

其中喷水池和石灯台的拆除，使得南门内的中西合璧公园新轴线变得模糊不清，公理战胜坊变得异常突兀，甚至有些不伦不类。行健会、上林春、明春馆、绘影楼等西洋式建筑的拆除，使得原本中西合璧的中山公园又完全回到了中式园林的老路上。来今雨轩在文革中被改为大众餐馆，后将餐饮部分重建到公园西部，本世纪初，由于经营不善歇业，至今还是“游人止步”的废园。2000年后，来今雨轩原址改建为茶社。日前，我经过那里，发现赫然矗立一牌，“如不消费，禁止参观”。

（公理战胜坊前的石灯台精美绝伦）
 

格言亭的下场更令人痛心。格言亭为西洋式八柱亭，是朱启钤先生的好友，时任总统府咨议的雍涛先生，出于既可规戒世人，又可增添景观之由，于1915年，捐资在南门内修建，后1920年公理战胜坊移来此处，该亭移建于东门内。格言亭上曾镌刻的格言是：

东二柱：朱子之言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孟子之言曰：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西二柱：子思之言曰：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阳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南二柱：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

武穆之言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

北二柱：程子之言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

孔子之言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通观八段格言均为励志警句，绝无不良之语，在国家大力倡导中华文化、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仍有百益而无一害。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规诫世人的格言却在1955年，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先生的提议下被磨掉。至今，被打倒的孔圣人雕像已被重塑多年，但格言亭上仍空有八柱而无格言。

（曾经还有格言的格言亭）
 

公园建园之初，还从圆明园遗物中购得搴芝石、绘月石、青云片石、青莲朵石等美石。其中青云片与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青芝岫”称为姊妹石，曾位于圆明园时赏斋前，1925年移至公园，石上镌刻乾隆三十一年御题“青云片”及律诗8首。但刻字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磨损，现在几乎难以辨认。青莲朵，曾置于南宋临安高宗的德寿宫内，乾隆第一次南巡时，看到此石，抚摸良久，爱慕不已，后马屁大臣运抵来京。该石玲珑剔透、百窍通达，更值雨后石润，呈现淡粉色，石纹中点点白色，有如淡露残雪，为北京园林名石中之瑰宝。此石原置于社稷坛西门外土山南麓。然，2013年的一天我再去赏鉴时，发现此处变成了一小块草地，青莲朵及其说明牌具都消失，似乎这里从来就不存在过青莲朵一样。大惊，询问，才知此石已被转移到新落成的世博园去了。然而，这里没有任何说明，让我们这些爱园者莫名其妙。

（青莲朵已经于2013年被移至世博园）
 

现在大家都知道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其实学社的奠基者是朱公桂辛先生。1919年，先生发现手抄本中国古建筑专著，李明仲（宋）的《营造法式》，如获至宝，便立即组织专家校刻，于1925年付梓刊行，同期还重新校刊整理出版了计成（明）的《园冶》。先生在《重刊园冶序》中指出，造园贵在“纯任天然，尽错综之美，穷技巧之变。”认为“盖以人为之美入天然，故能奇；以清幽之趣药浓丽，故能雅。”公园在建设过程中，深合《园冶》中提出的“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原则，非常注重尽量保留原有建筑和树木，公园各种设施的建设完全围绕社稷坛展开，在建园过程中，对原有建筑和树木的处理非常精心，尽量保留原有物件。如1914年将已残败的奉祀署和宰牲亭的矮墙拆除，刻意保留了亭子和门楼。现在已成为公园西路的重要点景建筑。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对古树的处理，社稷坛园中古柏有些还是北宋遗物，年久向有枯槁者，成百上千年的枯树，先生不忍伐除，虬枝铁杆者，别有意境，刻意保留；有碍观瞻者，遂于树下种植紫藤盘绕而上，春夏之交紫藤怒放，娇艳可爱。然上世纪中以后，这些枯柏大都被伐除，1953年伐除44株，1968年再伐除41株，至此，先生不忍伐除的古柏几乎悉数被伐。不仅如此，1966年8月12日“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公园原有盆花1.7万盆，除保证“政治用花”（何为“政治用花”不解）的2500盆外，其余全部处理。撤销热带鱼展览室，金鱼留20余种300余条，其余全部处理。

开办之初，为了更好管理中央公园，在朱公桂辛先生倡导下，成立了董事会，以负公园经营维持之责。别误会，这个董事会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挣钱的董事会，而完全是出钱的董事会。按照1915年,《中央公园董事会章程》第二条“凡公园发起人及捐款50元以上者均为本董事会董事，各董事均负有经营维持之责。”第十二条“本董事会董事不论常任与否，每年均应一次缴纳常年费24元，但因维持公园事业起见，愿交特别捐者听便。”第十四条“凡有热心公益，个人捐助本公园经费银1000元以上者，均为永久董事。”该章程一共20条，几乎没有一条涉及董事会的权利，全是应尽之义务。开国诸公就是这么一批具公心之士！

当初，公园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则，如1915年4月公布的《中央公园开放章程》、《中央公园董事会章程》、《中央公园董事会评议部议事规则》、《中央公园董事会事务部办事规则》等等，几乎所有事项均有规则可循。其中很多规则内容非常耐人寻味，如1928年9月公布的《中山公园招商营业及商人应守规则》第一条：“……只设番菜馆、中饭馆、咖啡馆、清茶馆、球房、照相馆各一家，不准有第二家在内营业。其他商业虽不能约定种类，但须以雅洁高尚为准则。”不知是否有违反现今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嫌。同年公布的《中山公园游览规则》第十条：“游人带犬入园，必须用绳练牵引，否则禁止入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简单禁止犬入园，但公园成群的野猫却无人管。到上世纪50年代前，公园各项规章逐步臻于完善。然1952年公园制定《中山公园园商管理规则》后，公园不再出台任何管理规则，再次出台管理规章，已经到了1990年，出台皇皇万字的《中山公园管理工作条例》和《公园管理制度》，后者“游园须知”凡11条，其中第8条规定，“禁止在园内播送黄色音乐、不健康的舞姿和一切不文明的活动。”但对“黄色音乐”和“不健康舞姿”没有进一步说明，不知如何执行。顺被说一句，根据公园年鉴，1981年至1994年，公园获得最多的荣誉称号是“园林局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民国先生们开办公园绝不仅仅简单“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他们是要开风气之先，促文化发展，育一代新人。因此，公园开业后，1915年首先建设的是行健会——京师首个公共讲习体育的场所。这是公园董事长朱公桂辛和雍涛（建秋）、金伯屏、曾叔度、张仲仁诸先生等捐助6900元大洋开办的。行健会名称来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民国政要张一麟先生撰写的《行健会刊石记》中，明确指出：“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仪，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仪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古人寓尚武精神于骋射之礼，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近世习于文弱，于古人强力摄生之旨，浸以衰微，致讥之者谥为东方病夫，岂不可耻。……入会同人，呼吸于景风淑气之中，习驰驱导引之术，往往病者以起，瘠者以肥，然后知古人游艺之益，可以使肌肤之会，筋骸之朿，变易于不自知。……古人所谓宴安鸩毒者，尤愿同人引为炯戒也。”公园开办的当然不只行健会，还有台球房、地球房、旱冰场、冬季筒子河冰场、网球场、足球场、儿童体育场等等。由于创建了足球场，民众自发组建了“中央足球队”，最值得骄傲，该队无一定组织和制度，只是比赛前由发起者通知，相互传达到时出场，但由于均出自爱好，且来去自由，逐步淘练出一支实力不凡的球队，同燕京大学、育英、汇文、潞河中学比赛，几乎每战必胜，还经常与驻北京的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士兵比赛。

我在写上述文字时，恍惚间如有隔世之感。行健会于1951年解散停办，1959年改为陈展兰花之所，1960年3月朱德委员长曾题写“兰室”二字，1966年改为毛主席著作学习室，1970年“五一九工程”被彻底拆除，后重建，1976年1月25日（注意日期）朱德委员长最后一次来观赏了兰花。其余体育设施也由于各种原因陆续全部停办，就连我小时候曾经玩过滑梯、秋千和转椅的儿童体育场，也于上世纪末停办。1934年12月22日，公园后河溜冰场开幕，直到上世纪1980年代，冬季后河冰场还在开放，现也已关闭多年。现在公园里唯一可称为体育运动的场所，就是1983年6月竣工的愉园，这里可供儿童垂钓小草金鱼儿。从行健会到兰室，从十余处体育场所到仅剩钓鱼池，让人不胜唏嘘。

公园百年之际，带稚子去音乐堂前的花岗岩地面上滑旱冰。近年公园无数次重修地面，很多地方为花岗岩铺就，极为平整。忽然，一位大腹便便的管理者喝道：公园不许溜旱冰。我问他令从何出。他煞有介事地命一个年轻人取来一本《北京公园条例》，认真翻开一页，其中第四十六条，在“游人游览公园禁止下列行为”中，与翻越围墙、栏杆、绿篱，随地吐痰、便溺等并列在一起，赫然写有“在非体育运动场所踢球、滑旱冰”。呜呼，中山公园已经取消了所有体育场所，哪有运动场？只能“宴安鸩毒”了。如果制定了恶法，再有这样一脸正义的严格执法者，真的太可怕了！（别跟我讲滑旱冰撞人的危险性，当时这里空无一人。更别跟我讲北京已经在全市范围布置市民体育活动场所！）

更值得骄傲的是，中山公园曾举办过无数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各项活动。1918年12月6日，李大钊先生来园，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之演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先河。1921年1月4日，由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等12人创办文学研究会，在来今雨轩正式成立。1924年7月13日，由北京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50余团体及国会议员胡鄂公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在来今雨轩成立。1924年10月，由冯玉祥、鹿钟麟主持，建辛亥革命滦州起义军总司令施从云、大都督王金铭二烈士铜像。1926年7月6日至8月13日，鲁迅先生在园内与友人共同翻译《小约翰》一书。1933年1月18日至22日，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在公园举办画展。1935年在公元西南隅的水榭，还曾举办过王羲之一千多年前曾举办过的“修禊事”，推散原老人为主监，同座14人，以“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分韵，共得诗8章、词6阕。1937年在水榭举办张大千、于非厂国画展览。更不用说这里曾经是鲁迅、林徽因、张恨水、周恩来、李苦禅、萧乾、林语堂、吴宓、罗素等等文化名人最为集中的场所，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因缘》就诞生在这里。然而这些都已成为往事。现在唯一还值得说道的就是，这里还有中国为数不多的公园中的音乐堂。

几十年来，曾经跟随过朱启钤先生的老职工，人还在，心没死，他们的所作所为，可歌可泣。兰亭碑乃圆明园遗物，于1917年购入，为此公园建阔5间、深3间的碑亭。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红卫兵曾勒令拆除此碑。公园管理处职工为保护历史文物，用三合板做一木罩附于碑外，木罩外涂漆做成毛主席语录牌才得以幸存。”然，1970年“五一九工程”，兰亭碑终未幸免被拆除的噩运。兰亭八柱亦为圆明园遗物，1941年北平伪政府购入运抵公园，但一直未用，1947年老职工将八柱“以草绳泥皮封固，继续保存起来。”1971年在恢复“五一九工程”拆除项目中，将兰亭八柱与兰亭碑合并一处，建兰亭八柱亭碑，终于恢复了碑、柱一体的本来面目。还有现在南坛门外的一对石狮子，是1918年河北镇守使王怀庆和统领李阶平捐赠的宋代遗物。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公园老职工为保护石狮子，就地挖坑，将石狮子深埋地下，直到1971年“五一九工程”竣工，才挖出置于原位。

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启蒙的年代，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在公园仅剩不多老一代职工的努力下，公园建设出现了一个小高潮。1950年代，按照“绿化结合生产”的园林建设方针，在公园内改建了大片苹果、桃、梨、柿子等等果园，并逐步封闭管理，形成了很多隔离的果园，严重影响了公园的游览体系。1980年代，逐步将大量封闭的果园开放，并规划为新的园林景观：南坛门内东侧原封闭式桃园，后增种观赏桃花，改建为开放式桃园；将西门内两侧封闭的果园，改建为开放的绿地，其中南部改建为梅园；社稷坛左门以南的封闭梨园，改建为丁香林小区等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于社稷坛东北建成的愉园。该园由姜振鹏先生设计，利用亭、廊、水池等一组建筑，结合西府海棠、玉兰、丁香等园林植物布置，将呆板的社稷坛一隅改造为最适合游人游览的场所，现今唯一的体育活动——垂钓小草金鱼，就是保留在这方寸水池中。通过80年代的建设，公园尽管离朱启钤先生开风气之先、促文化发展、育一代新人的理想渐行渐远，没有恢复多少文体设施，而是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园林建设上，但由于公园没有囿于所谓“文物保护必须保留文物原状”的死板要求，而是大胆改造，逐步把中山公园建设成为一个老城区中，堪比中国传统园林精品北海的，具中国古典园林特色的园林化公园。在那个充满活力的1980年代，还两次对日伪时期兴建的音乐堂进行改造，终于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剧场。1984年增建的孙中山先生铜像，立于更名为保卫和平坊的公理战胜坊后，让中山公园实至名归，同时稍稍强化了新的公园主轴线。

然而，这种造园理念并未继续传承，随着姜振鹏等老一代园林艺术家退休，以及北京市公园管理制度的改变，中山公园的造园艺术水准每况愈下，在设计上甚至越来越搞不清园林和花坛的区别，正在把深邃的园林变成大花坛，园林设计管理迅速退化为绿化管理。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就是2013年对丁香林小区的改造。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丁香林小区，本是闹中求静的好去处，整个小区与公园东路之间用近乎两米高的侧柏绿篱隔开，在喧闹的公园中形成了一静谧的园中园。一条小路隐于丁香林下，路旁设几处长椅，是游人休憩的好去处。2000年后，丁香林已建成气候，每到仲春，香气袭人，林荫小路，尽管老旧，但已颇有古风。2013年的改造，首先芟除了侧柏绿篱，再伐除园林中所有的丁香，重新设计笔直而硬化的小路、去除小路两旁长椅、删除杂草、广植草坪、重新移植丁香幼苗。于是，丁香林不再是隔离的园中园，而暴露于喧闹的公园中，静谧的园中小园消失了，游人再也不能隐于丁香林下做白日梦了，甚至就连流浪的小猫也不愿再盘桓于此了。

在公园管理上，也未能继承扩大开放空间的理念，而是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禁园。1990年竣工，位于社稷坛西南隅与愉园对称的惠芳园，本身造园手法就乏善可陈，不过是一个封闭的四合院，房间中摆放几盆兰花，号称“惠芳”，单独售票，形成封闭的园中园，游人寥寥。唐花坞开放时间缩短为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1991年建成的杏花园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处所，1994年来今雨轩迁入，然不久即歇业，现已成为禁园，不知是否将成既禁又废之园。就连曾经开放的愉园，也不知从何时起设置了木栅栏，下午五点多就变成“游人禁入”了。

中山公园，引领新中国公园建设之先的中国万园之园，老北京简称其为“公园”，在老北京心目中，公园本应是这个样子，这是公园的楷模。现而今，尽管这个公园的开放时间凭空缩短了两个多小时；尽管公园的管理理念早就从育一代新人，变为市民休憩园林；尽管公园不再有开风气之先、促文化发展的文体设施；尽管公园内禁园越来越多；尽管公园的可进入性越来越差；尽管公园失去了青莲朵等美石、美景；尽管公园设计管理者越来越搞不懂园林与花坛的区别，越来越远离园林设计的意境，过度的草坪、过度的郁金香等已经让这里退化为花坛……。然而，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外祖父曾工作的公园，多少继承了点滴朱启钤先生那一代人的造园理念，迎春、玉兰、丁香、牡丹、黄刺玫、西府海棠……依然迎春含笑，从园林绿化的角度看，不，应该说仅仅从绿化的角度看，中山公园依然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公园。

从与中山公园对应的文化宫（太庙）比较上，就能看出中山公园的优越性。1924年皇帝溥仪被赶走后，太庙开辟为“和平公园”，不久，又被改为“故宫博物院分院”。1950年5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命名并亲笔题写“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作为公园正式对外开放。目前开放时间，旺季8:00－20:00，淡季8:00－18:00，比已经减少两个小时的中山公园，还少4个小时。文化宫几乎谈不上园林规划设计，太庙围墙内仍几乎看不到树，甚至连园林绿化的水平都谈不上，更没有什么园林景观建设，只是出租的房屋更多，平日里园内汽车更多而已。我们似乎可以感到，由于中山公园与传统文化具有那细若游丝般的一线联系，而得到更多文化传承，就如同没落的贵族一样，与没有文化的文化宫比，依然具有巨大的优势。

2014年10月10日越来越近，中山公园就要迎来百年华诞，回想公园百年兴衰，感慨万千，百感交集。

从园林绿化的角度看，中山公园依然美丽动人。但从开风气之先，促文化发展，育一代新人角度看，公园已经寿终正寝了。我期待着，期待着有那么一天，如中央公园从老旧的社稷坛中诞生一样，新的中山公园从仅有绿化的老中山公园的蛹中，再次羽化为美丽的蝴蝶。

作者:戴学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