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五月的一天，无意中看到一则新闻——加里 S 贝克尔去世了。一时间，愣在那里。思忖良久，转身从书柜里翻出有些泛黄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落座静读。

坦率地说，这是我求学时读过的为数不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作。略感欣慰的是，那时读得还算认真。质地不大好的纸张上细细密密画了不少标记，尤其是在第五章《时间分配理论》。贝克尔于该章开篇写道，“就经济福利而言，非工作时间的分配与效率如今变得比工作时间的分配与效率更为重要。然而，经济学家对后一种情况的关注使得前者相形见拙”。或许是语言转换的缘故，这话听起来略微有些拗口，然而正是它，激励了十三年前对休闲研究一见钟情的我。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活动最终的约束是时间。人的生命有限，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如何使用这些时间，如何在不同活动尤其是工作和休闲之间做出合理的时间分配，是关乎个体生活、家庭福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命题。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和生活方式的演化，休闲的重要性愈发突出。然而遗憾的是，以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为己任的经济学，对休闲时间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忽视却是惊人的、一贯的。正如戈登 C 温斯顿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所写到的，“休闲是从后门进入经济学的”。即使是最早致力于休闲的经济学研究的凡勃伦，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在他看来，休闲不过是有钱阶级的金钱竞赛，是无所事事和资源浪费。他在考察了19世纪美国有闲阶级的消费后指出，休闲是“时间的非生产性消费”。其后，庇古和奈特构建了著名的收入—闲暇模型。在他们看来，闲暇只是工作的对立面，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者从效用最大化和支出最小化的原则出发，考虑税收、工资率等因素，就如何将时间分配于闲暇和工作做出理性决策。在这些经典的经济学分析中，休闲作为劳动时间之外的剩余时间，仅仅是收入（从而其他一般商品）的替代品，人们并不关心休闲自身的价值。

1965年，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贝克尔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那篇《时间分配理论》。那一年他35岁。贝克尔直言，过去休闲被视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商品，休闲的增多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即劳动供给的减少，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不应把休闲作为一个独立范畴，所有休闲都含有某种消费，所有消费活动都含有某种休闲。人们不是在工作与休闲之间选择，而是在不同的消费活动之间做出抉择。市场活动时间（工作）与非市场活动时间（休闲）的最佳组合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贝克尔的这篇文章以及五年之后瑞典经济学家斯塔芬林德的《受折磨的有闲阶级》一书让人们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休闲不是简单地不工作，它是个人或家庭为了消费用劳动所得的收入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所必需的时间，休闲不亚于工作，它是经济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休闲不亚于工作，它是经济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结论简直令当时踌躇犹豫的我振奋不已。那时刚刚对休闲研究萌生兴趣，并有意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却不仅面临文献寥寥、无从入手的困难，更几乎遭来所有人的不解和反对——休闲是什么？经济学研究？怎么可能？

十五年前，作为经济刺激政策的“黄金周”制度实施，“假日经济”受到热捧。国人第一次惊讶地看到，增加或者调整休假时间居然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如此巨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关于休假制度的社会大讨论依然年年上演。越来越多的人热切地关注休假、休息、休闲的价值。而休闲，这个传统上处于学术研究边缘地带的话题，也终于开始受到一点关注，尽管依然没有入得了主流学者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法眼。休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固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也与可以找到贝克尔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撑腰”不无关系。尽管贝克尔并非只是关注休闲，甚至没有直接研究过休闲，然而至少就我个人而言，这十多年来，他的视角和论断依然宛如一座灯塔，照耀我在略显孤独且前路不明的休闲研究道路上艰难前行。

“将微观经济分析的范围扩展到了广阔的、涵盖了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与互动领域”，199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贝克尔时做了如是评说。有人攻击他高举经济学利器“入侵”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犯罪学领域，并给他扣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始祖的帽子。有人推崇他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方面最富独创思维的人之一，小布什向贝克尔颁发自由勋章时也盛赞他是“过去百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我只想说，在休闲研究尤其是休闲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贝克尔功不可没。他突破了传统的“工作-休闲”二分法，把时间作为一种可以与货币交换的资源来分析家庭决策，他唤起了人们对休闲自身价值的认识。作为一个极具开拓性的经济学家，他引领经济学家们，在货币、工资等等具有纯粹“商业价值”的对象之外，关注休闲、婚姻、家庭、生育、教育等更为生动、更加复杂、也更贴近人性的社会经济现象。他向我们展现了经济学最美的内核——这是一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

亚里士多德说，“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唯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的”。对于古希腊哲学家的这一提醒，经济学家们或许不应一直置若罔闻。当休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时，作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经济学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对其做出科学、系统的解释。在这方面，涉猎广泛的贝克尔不经意间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值得加倍珍惜。

作者：宋瑞，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旅游学会理事、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即《旅游绿皮书》）主编。中国首部《休闲绿皮书》主编。近年关注休闲经济、出境旅游、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等问题。